9月13日，瑞典举行议会选举。过去109年，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长期位居第一。这次，它预计仍是议会第一大党，却未必拿得回执政权。
竞选初期，中左翼阵营一度领先12个百分点。但投票前夕，优势只剩2至3个百分点。更让中左翼紧张的是，常年被主流排斥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，有望首次入阁。
8年前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承诺，他领导的中右翼政党温和联合党不会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合作；但4年前，他要依靠后者的议会支持，才能坐上首相宝座；如今，他又表示，如果右翼阵营胜选，准备吸纳瑞典民主党入阁。这是瑞典政治史上的重大突破。
从拒绝往来，到议会借力，再到入阁可能，瑞典民主党已拿到通往权力的第一张门票——主流接纳。
这扇门并非一夜打开。过去4年，瑞典民主党虽没有部长职位，却与三个中右翼政党达成协议，一直参与政策协调。过去10年，瑞典民意明显右移：中右翼政府收紧移民和治安政策，就连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也转向更强硬。
正如瑞典学者所说，极右翼看似坐在汽车后排，一只手早已搭在方向盘上。更让传统政党不安的，是支持者正在疏离。因为它们一直警告选民“不能让极右翼上台”，却始终没有说清“究竟要把瑞典带向何方”。
就在瑞典投票前不到48小时，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拿到第二块权力拼图——钱。
9月11日，英国加密货币富豪德洛宣布向改革党捐赠3600万英镑，成为英国政党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。12日，英国加密货币富豪哈伯恩向改革党捐出同样数额。
两笔捐款合计7200万英镑，超过2024年英国大选中所有政党申报的党级竞选支出总和。两位富豪说法一致：让改革党少花时间筹款，多花时间准备执政，即招人、投放广告、搭建全国竞选网络，为下一场大选搭班子。
不过，这笔钱来得及时，也自带麻烦。改革党正因涉嫌寻求境外资金支持被警方调查，该党否认违法。不过值得追问的是，一个自称“代表普通人反抗精英”的政党，为何要靠两名亿万富豪，给自己装上前所未有的“全国扩音器”？
再向东看，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拿下了第三块、最硬核的权力拼图——选民授权。
9月6日，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获得43.8%的选票和39个议席，距离绝对多数只差3席。
比得票率更关键的是投票动机。36%的当地选民认为选择党最有能力解决该州问题，44%希望看到由它领导的州政府。可见，选民支持选择党，不只是为了惩罚执政党，而是真心想让它“上台试试”。
目前，德国主流政党仍拒绝与选择党合作，组阁层面的“防火墙”未塌。但“极右翼不可能靠近权力”的旧判断，明显已失效。
从瑞典到英国，再到德国，这不是一场有序的权力接力，却展示了极右翼政党崛起需要的三样资源：主流接纳、竞选资金、选民授权。
当这三种资源在欧洲不同国家同时出现，改变的就不只是权力版图，还有欧洲政治讨论的重心。
过去，传统左右政党争论的核心是“蛋糕怎么分”：税收、薪资、福利、公共资源如何分配。如今，极右翼政党把身份议题推到最前面：先界定谁是“自己人”，谁才有资格分蛋糕。
极右翼政党未必否定福利制度，却给福利划出严格的民族与文化的门槛；它们并不否定社会团结，只是不断缩小“共同体”的边界。
这套叙事之所以能打动人，源于普通欧洲人真实的困境：岗位收缩、物价走高、住房紧张、治安恶化，医疗和教育资源承压。
面对这些难题，传统政党用预算调整、制度改革等长线方案来回应。极右翼的解释简单粗暴：移民挤占资源、精英背弃民众，因此要驱逐移民、推翻精英主导的秩序。
这套解法可能无法根治现实难题，却为民众的不满找到靶子，也把公共治理困境转化为身份与文化的对立。
从跨国角度看，这些极右翼政党很难组建步调统一的“右翼欧洲”，却在共同塑造欧洲政治走向：身份和边界优先，本国利益压倒共同利益，各国更强调自保、更擅长否决，也更难共同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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